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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可以看到精巧别致的文化橱窗,富有创意的学生板报、各类励志、修身、求知等名言警句遍布学校每个角落,让学生们“处幽兰之室而染其香”。变化二:互联网对青少年的正面效应在逐步加大。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互联网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仍不可小视,但所起的正面影响作用也在不断加大。未成年人专属网站不断涌现,网上主流引导力不断增强。本刊记者从团中央了解到,全国广大未成年人的大型公益网站——“未来网”日前正式开通上线。“未来网”采用适合未成年人视觉特点和用网习惯进行设计,运用游戏、卡通、剪纸等形式。未来网是面向未成年人内容最集中、最丰富的网络平台,有超过10000部(首)青少年原创歌曲、动漫影片、少儿体验游戏和互动游戏、中外儿童影片和中小学生学习课件等,同时开设了校园吧、微博、论坛等互动社区,全部免费提供给未成年人使用。福州市教育部门开办了网上“数字青少年宫”,已注册10万余人,访问量达700多万人次。网下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晏朝说,当前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问题,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进一步加强管理、趋利避害的问题。石家庄市开展校园系列网络主题教育活动,其中“网络文明教育进校园”巡讲活动,在全市各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讲座60多场,听众达3万余人。为了给未成年人打造安全、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天津市为中小学开通了公共电子阅览室,涉及在校学生100余万人。网络不良信息的净化力度不断加大。2009年底以来,国务院新闻办等九部委联合开展深入整治互联网和手机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使网上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的传播得到有效遏制。到2010年底,专项行动共排查网站178.5万个,关闭涉黄网站6万多个。中国移动等运营商清退违规接入服务商126家。上海市对网吧实施实时监控,成立了有1700名老师等组成的社会监督志愿者总队,使得网吧经营秩序有了明显好转,近年来接纳未成年人违规率保持在1.5%以下。未成年人上网动机正在逐步转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金燕说,以前孩子们上网主要是为了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开始把网络作为一种“学习助手”。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青年研究中心等单位,对北京、浙江、甘肃、天津等10个省市的106所中小学校10岁至18岁在校学生的调查表明,25.1%的被调查未成年人认为互联网是学习的好帮手。一些地方的教育工作者也在利用这种变化,利用网络对未成人进行德育教育。“依旧笑春风”,是马鞍山市湖东路四小刘萍老师为她的六年级学生们开设的一个博客,主要发表班级学生学习、生活习作、语文小知识、教育小故事以及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照等。她的学生们说:“老师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同学们将一篇篇文章发上来,我们一起欣赏,共同分享,共同成长!”变化三:优秀传统文化吸引力加大。本刊记者在和一些中小学生座谈时,经常发现学生们能够出口成章,引经据典,有的孩子甚至在讨论中谈到“君子之道”,认为“古人说的话很有道理”。部分受访家长也反映,学校开展的国学教育,让孩子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正是他们所期盼的。早在2003年10月底,安徽省教育厅就以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导读为突破口,在全省一百多所小学实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导读工程。如今,全国不少地区的小学都已开展类似的活动。本刊记者了解到,不少地区的小学都已开展类似活动。西安市后宰门小学2004年以来就开展了“经典诵读”特色教学,该校老师说,孩子们对古训可能暂时不能完全理解,但当他们需要思考人生和社会的时候,小时候记忆中的圣贤之言,就可能成为他们思考和判读的参考。安徽大学教授王天根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灿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国学经典著作博大精深,需要学习和传承,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学校教育。文化繁荣奠定教育之基受访基层干部群众认为,未成年人精神生活出现积极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教育引导功能的强化,有学校德育工作的加强,也有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保护,等等。从基层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反应看,文化的繁荣有效吸引了未成年人,内容活泼、形式新颖的影视动画图书作品,逐渐将未成年人引入主流文化队伍。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曹存玉说:“文化体制改革激活了文化产业,对未成年人的正面影响逐步显现。”合肥市学林苑书店店主概括了孩子们最爱买的三类书:一是以图片为主的中外童话故事,如《葫芦娃》《灰姑娘》等;二是俏皮幽默的少年文学类,如《笑猫日记》等;三是经典名著类,如《水浒》《鲁滨逊漂流记》等。本刊记者在书店里随手翻看了一本“青少版”的《红楼梦》,这本书字体大,配有拼音和插图,内容为原书的缩微版,语言简洁易懂。书店店主介绍说,有了这个版本,孩子们读起来不累,几天就能知道《红楼梦》的大概内容,颇受小学生欢迎。小书店生意红火的背后,是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我国文化市场的空前繁荣。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居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总量居世界第二。“十一五”期间,累计生产图书135.8万种,共计338亿册。合肥市教育局副局长姜昌根说,现在老师可以推荐给学生们的书多了,这些书在制作上贴近孩子,摆脱了原来的“高、大、空”。教育主管部门核心教育理念的逐步转变也是原因之一。虽然应试教育仍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基层也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吉林省长春市在全国较早取消了“小升初”考试,并在中考中加大了对学生艺术和体育素质的考核,降低了学习成绩的比重,逐渐改变“重成绩轻素质”的应试教育导向。本刊记者在基层学校采访时了解到,近年来逐步推行的“素质”教育理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家长所认同。一些学生家长反映:现在学校组织孩子参加公益活动、主题讨论、劳动实践的次数明显增加,感觉学校并不一味在追求学习成绩和升学率。一些老师说,学生家长的教育观也出现了转变,不再简单压迫学校培养高分生,而是更注重孩子品德和能力的提升。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缪富国说,近几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素质教育”考核力度逐步加大。拓宽“非课堂”渠道在多位受访基层干部眼中,“阅读”、“网络”、“古训”是向未成年人传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三个“非课堂”渠道,这些渠道在实践中未成年人较易接受,同时既能呼应课堂输送,又能对课堂教育形成有益补充。受访者建议从三个方面继续拓宽这些“非课堂”渠道,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输送“从娃娃抓起”,并且被娃娃们接受。要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来引导吸引未成年人。金燕说,学生们爱读书了,可读的书多了,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效益在未成年人中的体现,要坚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继续激活文化市场,推出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像“磁石”一样牢牢将未成年人吸引在主流文化的周围。注重发挥体制综合拓宽和强化价值输送渠道。重庆、陕西和安徽的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中小学生课外阅读、健康上网和优秀传统文化诵读等,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在一些农村地区学校,孩子们买课外书的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们建议,国家能否提供专项资金支持,重点扶持经济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中小学开展类似活动。注重加大素质教育。受访基层老师反映,虽然素质教育越来越受重视,但是分数的指挥棒仍有相当影响力。如何把素质教育和知识教育相融合,在基层依然是一个现实难题。老师们建议,进一步强化素质教育在考核中的权重,引导基层学校开展更多的素质教育活动,进一步拓宽核心价值的输送。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在华外国人眼中的道德线“腼腆又善良”的中国拥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使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之路,注定与古代的、与西方的,有所不同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许晓青 黄豁 陈钢 代群 郎秋红“中国人总体上有些腼腆,但内心深处善良、热情。”“大部分中国人善良而且乐于助人。”……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围绕多个中国社会热点话题,在半个月内相继采访了北京、上海两地的美、英、法、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也门等国的在华外籍人士。采访中,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们认为,应当客观理性看待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同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中国人总体上腼腆而善良”多位受访外国人回忆了他们在华期间,接受过很多热心人各种各样的帮助,即使遇到个别有争议的问题,大家都能彼此宽容体谅。英国工程师、目前在上海经营食品生意的艾米莉娅·希顿·伦肖回忆说,自己在上海创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种帮助。她说:中国社会一些普通人,虽然与我之间有语言障碍,但是他们又善良、又热心,会主动伸出援手。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应当理性看待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现状。澳大利亚中年女作家琳达·尼尔应邀来华驻点创作两个月,恰逢“小悦悦事件”发生。她说:“我觉得这是一起极个别的意外事故,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曾经发生或今后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认为,“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中国人不仅关注这件事,媒体和舆论还不断反思这个问题,这具有积极向善的社会意义。从事价值观研究、来华经历超过30年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史蒂夫·库里克教授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中国“有时见义勇为的成本显得非常高”。“道德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采访中,多位外国人提及: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有的受访者还告诉本刊记者,“道德重建”是欧美主要国家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都曾面临的挑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琳达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轫和发展,都曾经历了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逐步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英国用了大约300年时间,法国国内出现的动荡比英国还激烈。中国与英法的发展道路不同,但这种“经济增长与道德滞后的矛盾困境”,对中国而言也算是一面镜子。从事跨民族文化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薇薇安介绍,与中世纪的情况不同,现代西方国家的道德教育一部分是由宗教仪式完成,另一部分主要由家庭和学校协同完成,西方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经历了走向多元的过程。史蒂夫·库里克教授分析,美国现代社会道德教育,可以归功于100多年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构建的现代教育理论体系,道德被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融入日常教学。多位受访外国人认为,“道德重建”的制度和法制保障非常重要。据了解,在社会公德领域的立法而言,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颁布实施了保障见义勇为者利益的“好人法”,以此来减少和规避社会上“见死不救”的恶性事件频发,弘扬公平正义,其基本原则是“无偿救助免责,见死不救必惩”。法国教师阿格斯迪诺告诉本刊记者,法国有一部“没有对危难者施以援手”的法律,可译为“见险不救法”。大致内容是,如果公民目击了一起事故,可以施救却没有,轻者会被判罚款约合数十万元人民币,重则可能入狱数年。类似的法律条款也出现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刑法中。走中国特色的道德建设之路在绝大部分受访外国人看来,首先应当维护国家司法体系的公正威信,确保公众对体系的信赖度,为“抑恶扬善”营造更完备的保障。阿格斯迪诺说,如果有“见险不救法”或是一部鼓励助人为乐的法律等,将有助于鼓励更多的中国普通人见义勇为。“就当下的环境来看,我觉得立法可能是有效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助人为乐的人应受到保护,不用为可能被居心不良的人起诉而担忧。”谈及德育教育,相当一部分受访外国人提到,中国在学校中的德育教学应当注意改变方式,多用激励、启发、诱导的方法,激发孩子的道德潜能,避免简单化的灌输。此外,培训大量善于开展激励式道德教育的师资力量也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女性外籍人士建议,中国可以尝试德育与体育的“平衡式”教育法,鼓励孩子走出课堂,通过大量的户外运动和训练,培养勤劳、勇敢、合作等基本品质,德育教学水到渠成。一位曾担任教师工作的外国受访者还建议,中国应当更加重视利用纪念馆、博物馆、科技馆、历史遗迹等社会文化设施的情景熏陶进行道德教育。库里克教授则指出,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使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之路,也注定与古代的、与西方的,有所不同。解决中国当下遇到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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